她们说：不能就这样算了

《末路狂花》

“你看到了什么？”

短暂的沉默后，她开口道：“他不能控制他自己。他就是那样的人。他就是捕食者。”“这种事一直在发生，不断地试探，不是做一次就收手，不是就在一段时间内有这癖好。这是对女性持续性的捕猎行为。无论她们同意还是不同意。”

【资料图】

“大家都知道他——用你的话说——在‘捕食’女性吗？”

“当然，每个人都知道。”

“他周围所有人看到这种事情发生时，有人站出来反对吗？”

“没有。”

上面这段对话来自罗南·法罗的纪实作品《捕杀：保护猎艳者的谎言、监视与阴谋》，当然，更来自赤裸裸的现实。罗南·法罗是美国著名记者，曾任NBC新闻节目主播和记者，现任《纽约客》杂志撰稿人。也许很多人并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通过报道掀开的丑恶现实——哈维·韦恩斯坦性侵事件。2017年，因罗南·法罗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揭露哈维·韦恩斯坦性丑闻报道，使该杂志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这本书则是基于作者对韦恩斯坦事件历时2年的新闻报道写成。

2017年，在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丑闻曝光后，众多曾遭遇性侵犯或性骚扰的女性们在社交平台发起了“me too”运动，于是这两个最简单的单词被女性的勇气填满，试图努力守护其他女性。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力结构关系的不平等如何彻底地对弱者进行倾轧，我们可以看到结构性的力量如何共同完成对女性的捕杀，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能知道，从来没有什么能摧毁女性的勇气，即使被“捕猎”，她们也永远不能被扼杀。这些作为受害者的女性，她们曾勇敢地站在聚光灯下，重新撕开自己的伤口，因为她们相信，并且知道，她们已经让现在的世界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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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来自罗南·法罗《捕杀》，内容有删节

01. 

仅仅因为我是内衣模特，我就必须是错的一方吗？

当事人都很害怕，许多人拒绝跟我谈话。但还是有一些人愿意尝试。我还在追查唯一一宗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针对韦恩斯坦的指控。

（当事人）古铁雷斯几乎立刻给我发来信息。“你好，我的律师说你想联系我。你想问些什么？”她写道。

“我是 NBC 新闻的记者，我在为我正在做的《今日秀》报道找素材。我想在电话里能说得更清楚，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回复道。

“能不能稍微再说明白一点，‘我正在做的’是什么东西？”她又发来信息。

我立即意识到，安布拉·古铁雷斯并不傻。“它涉及另一个人——也可能是几个人——提出的指控，或许跟你之前提出的指控有点像，就是 2015 年纽约警察局展开调查的那次。如果我能跟你谈谈，对其他提出指控的人来说可能大有好处。”她同意第二天见面。

我到达格拉梅西酒馆的时候，古铁雷斯已经坐在靠里的一个角落，她全身绷得直直的，一动不动。“我总是早到。”她说道。我对她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我发现，她条理清晰，很有头脑。那天在酒馆里，她显得有点紧张。“我想帮忙，”她说话的时候有意大利口音，而且略微颤抖，“只是我的处境有点困难。”直到我说另一个女人已经在镜头前控诉韦恩斯坦，而且有更多人考虑这么做之后，她才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2015 年 3 月，古铁雷斯的模特经纪人邀请她参加无线电城音乐厅的一个招待会。在招待会上，韦恩斯坦毫不掩饰地从房间的另一头盯着古铁雷斯看。他走到她身旁，跟她打招呼，多次对她和她的经纪人说她长得像女演员米拉·库尼斯（Mila Kunis）。招待会结束后，古铁雷斯所属的模特经纪公司给她发邮件，说韦恩斯坦想尽快与她进行一次商务会谈。

第二天傍晚，古铁雷斯带着她的模特作品集来到韦恩斯坦位于翠贝卡大酒店的办公室。她和韦恩斯坦一起坐在沙发上看她的作品集，他开始盯着她的胸部，问它们是不是真的。古铁雷斯说韦恩斯坦随后朝她扑过来，摸她的胸，还不顾她的反抗想要把手搭在她的裙子上。最后他收了手，告诉她，他的助理会给她当天晚上《寻找梦幻岛》的票。他表示会在演出时见到她。古铁雷斯当时只有 22 岁。

“因为过去遭受过创伤，”她向我诉说道，“所以我把被人触摸这件事看得很严重。”她记得与韦恩斯坦见面后，全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还在一间盥洗室前停了下来，失声痛哭。后来，她拦了一辆出租车去经纪人的办公室，在办公室里又忍不住大哭起来。然后，她和经纪人一起去了最近的警察局。她还记得在警察局里，对着几个警察说出韦恩斯坦的名字时，其中一个说了句：“又是他？”

当天晚上，她没有去看演出，为此韦恩斯坦生气地给她打了电话。她接电话的时候身旁正坐着警察局特别受害者部门的探员，他们监听了电话，并决定将计就计：让古铁雷斯佯装同意第二天去看演出，然后与韦恩斯坦见面。他们会在她身上安装窃听器，趁机套取供词。“这个决定当然让人害怕，”她说道，“我一整晚都没睡好。”任何一个人冒着这样的风险去揭露一些重大事件时，免不了要在利己和利他之间权衡再三。在某些情况下，两者其实是一致的。但这一次，几乎无利可言。在法律和职业两方面，古铁雷斯都将面临灭顶之灾。她只想阻止韦恩斯坦再做出这种事。“每个人都说这个家伙能彻底封杀我，”她说道，“而我愿意为此冒险，因为这个家伙不应该再对任何人做这种事。”

第二天，古铁雷斯在翠贝卡大酒店的丘奇酒吧跟韦恩斯坦见面。一队便衣警察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韦恩斯坦毫不掩饰地恭维她。他一直不停地夸她漂亮。他告诉她，如果愿意跟他交朋友，就可以帮她接到表演的活儿，他同时还说出了好几个知名女演员的名字，并且表示为她们做过同样的事情。古铁雷斯的口音显然需要改善，而他也表示可以安排相关课程。

韦恩斯坦中途去了趟厕所，回来后就突然催促古铁雷斯一起去他的顶层套房。他说想洗个澡。古铁雷斯害怕他又会对自己动手动脚，或是发现自己身上的窃听器，于是便拒绝了他的要求。古铁雷斯一心想逃离魔爪，却一直逃不掉。最后，韦恩斯坦还是把她带上楼，朝他的房间走去。这时候，便衣警察无法再尾随其后。雪上加霜的是，她的电话这时也正好没电了。她一直按照警察的指示，把电话放在包里，同时录音以备后用。韦恩斯坦的火气越来越大，命令她进入房间。古铁雷斯十分害怕，不停哀求，想要离开。就在两人纠缠拉扯的过程中，韦恩斯坦承认前一天对她动手动脚：这份完整的供词就在如此戏剧性的情境下被录了下来。

古铁雷斯一直苦苦哀求，而他最后竟然大发善心，带她一起下了楼。警察则不再隐藏身份，径直来到韦恩斯坦面前，表示想找他问话。韦恩斯坦本有可能面临三级性侵犯的指控，这是一项轻罪，最高可判处三个月监禁。“我们有很多证据，”古铁雷斯告诉我，“所有人都对我说：‘恭喜，我们阻止了一头野兽。’”

可是突然之间，八卦小报就开始刊登有关古铁雷斯过去可能是妓女的消息。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小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 Jr.）的办公室也开始提出相同的观点。万斯的性犯罪小组负责人玛莎·巴什福德（Martha Bashford）对古铁雷斯展开讯问，据两名执法人员透露，巴什福德盘问了她有关贝卢斯科尼及其个人性生活史方面的情况，言语间透露出不寻常的敌意。

这位地方检察官的新闻办公室人员后来对《纽约时报》表示，这是一次“正常的、典型的讯问”，目的在于为以后的交叉盘问做准备。然而，执法部门内部人士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对待她的方式就好像他们是韦恩斯坦的辩护律师一样。”其中一个人曾这么对我说。“这太诡异了，”古铁雷斯回忆起那场讯问，“我当时的反应是：‘这之间有什么联系？我不理解。看证据就行了。’”

2015 年 4 月 10 日，古铁雷斯向警察指控韦恩斯坦两周后，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宣布，他们不会起诉韦恩斯坦。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私下议论纷纷，认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表现很奇怪。万斯的工作人员一直定期收到有关古铁雷斯过去的新消息，但却从没透露过消息来源。一名工作人员跟我形容说，发生的一切有点像韦恩斯坦亲自潜入了万斯的办公室。古铁雷斯事件发生时，韦恩斯坦的法律团队极具政治影响力。韦恩斯坦法律团队的几名成员都曾为万斯的竞选活动捐款。在万斯决定不起诉后的几个月里，他收到了捐赠的 1 万美元的连任竞选资金。

在地方检察官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后，古铁雷斯开始动摇，然后又开始担心自己的未来。“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她对我描述当时的情况。当韦恩斯坦依靠八卦小报关系，把古铁雷斯抹黑成骗子的时候，她觉得历史在重演。她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她在意大利曾做过妓女的传闻，是因为她曾在贝卢斯科尼腐败案中做过证。她说贝卢斯科尼利用其权力诬蔑她。荡妇羞辱似乎是一种全球通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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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仅仅因为我是内衣模特或别的什么，我就必须是错的那一方，”古铁雷斯说道，“一直有人对我说：‘或许是因为你的穿着打扮。’”（她当时是穿着职业装去见韦恩斯坦，因为天气寒冷，她还穿着厚厚的裤袜。）她的名声一落千丈。“我的工作有赖于我的形象，而我的形象全被毁了。”她说道。再也没人找她试镜。

02. 

我本可以逃跑，可是我没有，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有责任

几个月来，一直有知情人告诉我，意大利女演员艾莎·阿基多可以提供有关韦恩斯坦的故事。我第一次跟阿奎特通话的那天，也和阿基多互发了信息。阿基多很害怕，声音一直在颤抖。经过几次漫长且情绪激动的采访之后，她告诉我，韦恩斯坦在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侵犯了她。据她说，1997 年，她受邀参加米拉麦克斯公司在法国里维埃拉昂蒂布的埃当罗克角酒店举办的派对。

她记得当时工作人员对她说“哦，我们到得太早了”，然后就转身离开了，留下她和韦恩斯坦单独相处。一开始，韦恩斯坦表现得十分关心她，表扬了她的工作。然后他离开了房间。当他回来的时候，身上穿着浴袍，手里拿着一瓶乳液。“他让我给他按摩。我当时的心情是 ：‘嘿，伙计，我不是他妈的傻瓜’，”阿基多对我说道，“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就是他妈的傻瓜。”

阿基多说，在她勉强同意给韦恩斯坦按摩后，他掀起了她的裙子，强迫她分开双腿，不顾她反复要求他停手。“这一幕不会停止，”她告诉我，“这是场噩梦。”后来她不再说不，而是假装很享受，因为她以为这是结束这场性侵的唯一方法。“我不愿意，”她对我说道，“我说了‘不要，不要，不要’……太诡异了。一个高大、肥胖的男人想要吃掉你。简直就是可怕的童话故事。”阿基多坚称想把自己的错综复杂的遭遇全部说出来，她说自己并没有从身体上反抗过他，这让她多年来一直悔恨不已。

“之所以会成为一名受害者，我觉得自己也对此负有责任，”她说道，“因为我是个强悍的女人，我本可以踢他的下体，然后逃跑。可是我没有。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她将这个意外事件描述为“可怕的创伤”。阿基多表示，后来“他一直联系我”。她形容他的行为“几乎就是一种跟踪”。几个月的时间里，韦恩斯坦似乎是着了魔，向她赠送昂贵的礼物。让事情变得复杂的是，阿基多最终屈从于他的进一步追求，而且是欣然接受。

“他说得好像他是我的朋友，真的很欣赏我。”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她不时与他有性接触。在她声称的性侵发生几个月后，他们就再次有了性接触，就发生在《心太狂》上映前。“我觉得我必须这么做，”她说道，“因为我的电影快要上映了，我不想惹怒他。”她觉得如果她不顺从韦恩斯坦，后者就会毁掉她的事业。多年后，当她以单身妈妈的身份独力抚养孩子的时候，韦恩斯坦提出为她请保姆。她坦言觉得自己“有义务”顺从他的性骚扰。

对许多遭受过性侵的受害者来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复杂现实：犯下这些罪行的往往是她们的老板、家庭成员和事后无法不再见面的人。阿基多告诉我，她知道会有人用他们之后继续联系的事实，攻击其指控的可信度。她为自己保持与韦恩斯坦的联系给出了多个理由。她被吓坏了，被他的跟踪搞得身心俱疲。最初的性侵让她每次遇到韦恩斯坦的时候都有一种无力感，这种情况甚至持续了很多年。“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渺小，很愚蠢，很软弱。”她努力解释着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濒临崩溃，“强奸发生后，”她说道，“他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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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基多身上的矛盾冲突，超过其他任何当事人。在大众普遍认为受害者应该是圣人，否则就会被视为罪人的环境中，那个夏天站出来发言的女性只是一群普通人。承认包括阿基多在内的所有人都做了一件勇敢的事情，并不代表就能理解她们在随后几年里做出的任何选择。早在后来的丑闻爆发之前，阿基多就已成为众矢之的。报道中的每个当事人都忍受着社会歧视带来的痛苦，在意大利，古铁雷斯的案例就已表明，文化环境中存在着更加严重的性别歧视。在阿基多提出对韦恩斯坦的指控后，意大利媒体又给她贴上了“妓女”的标签。

03. 

我在上面建了桥，总有一天你也会这样

报道中提及的其他女性对此也做出了反应。有的人感到痛苦，有的人则欣喜不已。但所有人都表示感觉卸下了一副重担。麦高恩几个月以来一直忐忑不安，她对我表示了感谢。“你带着一把耀眼的燃烧的剑闯了进来。干得真他妈的太棒了，”她写道，“你为我们大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你很勇敢。”

安娜贝拉·莎拉也在报道发表的那天给我发来消息：“你做了件让人难以置信的事，不仅曝光了他，还向公众传达了所有经历过并一直在经历那些痛苦的女性的痛苦。”当我给她回电话时，她解释说她就是一直在经历那些痛苦的女性之一。我们第一次通话的时候，她凝视着客厅窗外的东河，挣扎着是否要说出她的故事。“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是你等待了一辈子的时刻……’”她突然感到恐慌，“我开始发抖，”她回忆道，“我只想挂断电话。”

她说，事实上，20 多年来，她一直无法坦然说出有关韦恩斯坦的事。她生活在对他的恐惧中，她睡觉时床边还放着一根棒球棍。她说韦恩斯坦暴力强奸了她，并且在随后的几年里多次对她进行性骚扰。

20 世纪 90 年代，莎拉主演了韦恩斯坦制作的《纽约夜月情》，她说她由此进入了“米拉麦克斯的圈子”。从此之后有太多拍摄、活动和晚宴，很难想象离开韦恩斯坦生态系统的生活。她回忆道，在纽约的一次晚宴上，“哈维在场，我起身准备离开。哈维说：‘哦，我会送你离开。’哈维之前曾经开车送我，所以我没多想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只是期望被送回家”。

韦恩斯坦在车上和莎拉说再见，然后她上楼回她的公寓。她独自一人在家，回家几分钟后就准备上床睡觉，这时她听到有人敲门。“当时还不是特别晚，”她说道，“并没到什么三更半夜，所以我把门打开了一条缝，看看门外是谁。而他把门推开了。”说到这里，莎拉停了下来。接下来的故事似乎让她难以启齿。韦恩斯坦“走了进来，好像走进他自己的公寓一样，好像这地方是属于他的一样，然后他就开始解衬衫扣子。所以他很清楚他想干什么。我当时穿着睡衣。我没穿多少衣服”。他在公寓里转了一圈，在莎拉看来，他似乎是在检查屋子里是否还有其他人。

莎拉告诉我，古铁雷斯在警方诱捕行动中的录音“真的触动了我”。她记得韦恩斯坦逼迫她、把她推到卧室的时候，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过来，快点，别闹了，你在干什么，过来。”她记得他说过的话。她还假装镇定自若。“这是不可能的，”她告诉他，“你必须出去。你得离开。滚出我的公寓。”“他把我推到床上，压在我身上，”莎拉艰难回忆道，“我又踢又叫。”但韦恩斯坦用一只手就把她的双手锁在了头顶，强迫她发生了性关系。

最终发表在《纽约客》上的这些故事都还原了事实，符合法律规定。我们并没有试图传达听到莎拉那样的暴力强奸经历时所感受到的那种真实、冷酷的丑陋。我们听到了她的声音。她在断断续续的抽泣中道出的回忆。你曾经听见安娜贝拉·莎拉挣扎着讲出她的故事，那故事永远留在了你的心底。

在强奸发生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莎拉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她从没跟警察说过这件事。“和大多数女性一样，我对发生的事情感到羞愧，”她坦言，“我反抗了。我反抗了。但我还是会责怪自己，为什么要开门？谁会在晚上那个时间开门？我为此感到窘迫不安。我感到恶心。我觉得自己把事情搞砸了。”她变得意志消沉，体重也开始下降。她父亲不知道强奸的事，但很担心她的健康状况，劝她找人帮忙，而她也的确去找了心理医生，但她说：“我甚至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心理医生。真是太可悲了。”

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莎拉怀疑韦恩斯坦采取了报复行动。她说她几乎立刻就感觉到生活受到了影响。“从 1992 年开始一直到 1995 年之前，我都没有工作，”她说道，“我一直收到这样的负面反馈信息：‘我们听说你很难相处，我们听说这样或那样。’我认为这都是韦恩斯坦在搞鬼。”女演员罗茜·佩雷兹（Rosie Perez）告诉我 ：“她本来意气风发，然后就开始表现怪异，开始深居简出。这毫无道理。她才华横溢，而且正当红，拍了一部又一部热门电影，然后突然之间就从圈子里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同为女演员，看到她的事业没能发展到应有的水平，我很伤心。”佩雷兹是最先与莎拉提及她的强奸指控的人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莎拉向一小部分人吐露了心声。佩雷兹说她从一个熟人那里听说了韦恩斯坦在伦敦酒店的所作所为，并询问莎拉发生了什么。莎拉告诉佩雷兹发生在她公寓的强奸，佩雷兹闻言哭了起来，她小时候就曾被亲戚性侵。“我说 ：‘哦，安娜贝拉，你必须报警。’她说：‘我不能报警。他正在毁掉我的事业。’”

《从不，很少，有时，总是》

佩雷兹把自己曾遭受性侵的经历告诉了莎拉，以此鼓励她说出她的遭遇。“我告诉她 ：‘我在污水里挣扎了很多年。这个过程真他妈令人煎熬，也许说出所有事情，才是你的救命稻草。抓住它，爬出来。’”佩雷兹回忆道，“我说：‘亲爱的，污水永远不会流走。但我公开一切后，它变成了一个水坑，我在上面建了座桥，总有一天你也会这样。’”

本书基于作者从 2016 年年末至 2019 年年初的新闻报道而成，凝结了200 多个针对消息提供者的采访，数百页合同、电子邮件和短信，以及几十小时的录音资料。作者能够完成此报道的调查并最终发表，一方面源于作者的坚持和不懈努力，另一方面来自媒体同行对此事件的接力追踪报道。他们彼此提供线索和信息，在面对重重阻挠、打压和威胁的情况下，仍旧坚守职业操守和正义原则，最终一起完成了关于此事件客观、严谨而公正的报道。那些重大、真实的故事，或许会被“捕获”，却永远不会被扼杀。